然而，非常規貨幣政策加速退出，對全球持續復蘇和金融穩定構成不容忽視的下行風險，尤其是退出溢出效應，令新興市場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非常規貨幣政策退出

各國紛紛推出非常規貨幣政策，主要緣于經濟恢復。一方面，美國繼續強勁增長，二季度GDP增速調高至3.1%，創下兩年來新高。引領發達經濟體同步回暖，歐元區和日本二季度同比增長攀升至2.3%和2.5%，增長步伐加速，新興市場在中國和印度的支撐下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巴西、俄羅斯也逐步擺脫衰退，二季度增速達到0.3%和2.5%，而俄羅斯經濟上半年增速提升至1.5%，經濟基本面持續改善。

另一方面，全球各國失業率整體呈穩中有降趨勢，處于歷史的低位，而通脹率并未出現顯著上升，“雙低”特點較為顯著。美國此特點最為顯著，9月份失業率降至4.2%，創2002年以來的新低，但工資水平卻沒有顯著提速，雖然9月CPI 從8月的1.9%提升至2.2%，但是當月核心CPI仍保持在1.7%，仍未超過2%美聯儲設定的通脹調控目標。

歐元區也緊隨其后，雖然8月歐元區失業率為9.1%，與7月持平，但當月失業人數較7月減少4.2萬人，失業率低于年初的9.6%和5月末的9.3%，創2009年3月以來新低；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8月失業率從7月繼續下降至3.6%，意大利、愛爾蘭等國也在下降，通脹卻較為穩定，9月CPI同比增長1.4%，與8月持平。新興市場方面，2017年三季度均維持較低水平，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和俄羅斯季內各月的CPI平均增速分別為2.57%、2.15%、1.6%、4.59%和3.13%，延續了2017上半年的回落態勢，9月失業率也分別處于各自的歷史低位，以俄羅斯為例，其9月失業率僅為5%，處于近13年來的低位。

此背景下，發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政策已經開始分化，這種趨勢或在2018年繼續加劇。全球各國在金融危機期間紛紛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致使全球流動性泛濫。隨著全球經濟復蘇加速，繼2015年與2016年末分別兩次加息之后，2017年美聯儲加息步伐顯著加快，此外，美聯儲宣布10月啟動縮表計劃，2017年將縮表300億美元，2018將縮表4200億美元，未來五年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或將達到危機以前的水平。

歐洲央行在10月底正式迎來歷史性時刻，宣布從2018年1月起將月度量化寬松（QE）規模從600億歐元降至300億歐元，持續九個月，如有必要持續更長時間，一改長期以來的極度寬松狀況，可能引發全球市場的連鎖反應。緊隨其后，英國央行于11月2日宣布加息25個基點，自2007年7月以來首次加息，成為美聯儲、歐洲央行之后第三個退出寬松政策的主要央行。

新興市場或面臨嚴峻挑戰

展望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動能有望進一步釋放，根據IMF的最新預測，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有望達到3.6%，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速為2.2%，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增速為4.6%，較此前幾年均有所提升。但美國引領全球非常規貨幣政策加速退出對全球持續復蘇和金融未定構成不容忽視的下行風險，尤其要特別關注非常規貨幣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新興市場或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首先，非常規貨幣政策退出或將引發新興市場流動性收縮和資金成本走高負擔，引發新興市場的貨幣危機。由于此種溢出效應取決于退出節奏和前期資本流入規模，美國率先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或將起到較強的示范效應，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緊隨其后，預計2018年更多的發達經濟體將順勢而為，加速退出，導致前期流入新興市場的流動性加速回流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跨境資本無序流動，新興市場貨幣匯率將承受較大的壓力。

目前來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委內瑞拉、墨西哥等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僅金融體系穩定性較差，而且綜合金融指標來看具有較大的貨幣貶值風險，值得高度關注。

其次，非常規貨幣政策退出將引發新興市場資本市場資金外流，可能引發新興市場資產泡沫破裂。目前，全球金融市場普標存在著盲目樂觀情緒，雖然地緣政治風險居高不下，發達經濟體非常規貨幣政策開始退出，但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的股市、債市仍勇往直前，過去一年的股市漲幅高于發達經濟體，截至2017年9月末，MSCI全球指數較年初上漲15.42%，但同期新興市場指數上漲25.45%，遠高于發達市場指數。由于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和經濟對外依賴性大，且今年以來漲幅較大，需謹防新興市場資本市場價格出現大幅回調。

再次，非常規貨幣政策退出或將引發新興市場債務負擔加重，可能推高部分新興市場主權債務風險。雖然新興市場整體負債率不足50%，但債務規模增速不僅高于發達經濟體，而且高于經濟增速，其中，包括巴西、科威特為代表的南美中東資源型經濟體負債率增速位居新興市場前列，未來非常規貨幣政策加速退出，若大宗商品價格未能持續走高，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主權債務風險將大幅增加。

此外，新興市場還將面臨三方面的挑戰：其一，在發達國家民粹主義興起、反全球化浪潮涌現的背景下，國際貿易環境更為復雜，部分國家試圖通過限制性措施解決國內經濟問題，致使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新興市場貿易投資環境更加嚴峻，將對其經濟增長產生較大的負面掣肘效應。

其二，民粹主義愈演愈烈。10月底西班牙政治風險急劇上升，加泰羅尼亞地區獨立公投引發警察和選民的對峙和沖突以及多次大規模的游行示威，致使西班牙的國際形象和軟實力受到巨大沖擊，投資環境受到了嚴重負面影響，此次西班牙近四十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或將加劇歐洲其他國家的脫歐情緒及政治風險的醞釀。由于民粹主義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容易向全世界擴散開來，新興市場國家可能會面臨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蔓延風險，從而影響自身政治穩定。

其三，地緣政治風險居高不下。2017年，中東地區動蕩不斷，年初沙特和伊朗斷交風波未平，卡塔爾斷交風波再起，仍在持續發酵，沙特對卡塔爾實施嚴厲制裁；IS恐怖組織在美國、歐洲等地區連續制造恐怖襲擊事件，難民問題不僅直接沖擊歐洲地區安全，而且負面影響逐步向美國等國家擴散，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