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正在繪制兩張地圖，一張是“中國水污染地圖”，一張是“中國空氣污染地圖”。最初，他的主要數據靠搜索散落各地的公開資料，但是非常有限。

       “政府信息公開提供了一個平臺，這次機遇再也不能錯過，需要有人去盯著它，測試它。”馬軍說，在條例出臺之前，有關環保的法律規章對企業排污情況要求予以公布，但形同虛設。現在，“我們需要通過嘗試讓它變成活的法律。”

       環保NGO們正在商討打造“致企業的一封公開信”，目標是政府認定的超標排放企業。馬軍說，按慣例，“6·5環境日”環保部門一般會曝光一批超標排污名單。這封公開信將設置具體的指標，以達到獲取具體準確信息的目的。

       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說，讓政府公開信息真正的推動力量很大程度取決于公民社會——包括個人、NGO和媒體的參與。

       王錫鋅說，知情權和表達權如何硬起來，從寫在法條中到變成一種能力，組織化的“充權”至關重要。“個體容易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而媒體和NGO可以扮演組織化的角色。”

       來自環保部的別濤提及出現在中國的“街頭政治”：在廈門，人們上街“散步”迫使政府暫停PX項目；在上海，人們以“購物”形式在南京路呼吁關注磁懸浮污染。現在正在“散步”的則是成都市民，同樣是抗議一個涉嫌污染的化工項目。“這不是對黨政的某種挑戰。”別濤說，看到這些現象，他很受鼓舞。在他看來，要沖破欺上壓下的地方“隔離層”，不僅要信息公開，還需要媒體監督和公眾參與。

       條例實施前，衛生部向媒體公布了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衛生部門新聞發言人聯系方式。毛群安說，信息公開也為新聞報道提供了便利。

       2006年，《解放日報》一位記者因采訪要求被上海市規劃局拒絕，遂依據《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將上海市規劃局訴至法院。盡管此案最終以記者撤訴終結，但從形式上開啟了媒體與政府在信息自由上的法律博弈。

       一位在某雜志供職的記者說，最想了解國務院調查組對膠濟鐵路事故的調查情況。按照信息公開條例，應該公開。但是現在，他們已經被告知不能報道。

       為此他犯迷糊：信息公開條例和有關部門的文件，服從哪一個？

       立法參與者莫于川解釋，從立法上，不能去改變現有新聞管理的模式。條例首先是要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之后才是新聞監督權。

       盡管在立法過程中仍有諸多遺憾，在實踐上亦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困難，但一位條例起草者還是對此充滿期待，“只要公民行動，政府面對，信息公開就能往前邁進。我們要學會與不完美合作來追求完美。”

       鏈接：必須公開的政府信息

       1、行政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

       2、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及相前政策；

       3、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信息；

       4、財政預算、決算報告；

       5、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項目、依據、標準；

       6、政府集中采購項目的目錄、標準及實施情況；

       7、行政許可的事項、依據、條件、數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請行政許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錄及辦理情況；

       8、重大建設項目的批準和實施情況；

       9、扶貧、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實施情況；

       10、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預案、預警信息及應對情況；

       11、環境保護、公共衛生、安全生產、食品藥品、產品質量的監督檢查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