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1年多的時間中，私企作為中國人“要錢不要命”的集中體現，將開始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經濟”。“真實”的意思是，無數私營企業主將發現，企業倒閉已經不僅僅是賺錢或者虧錢的問題，而且意味著自己失去未來的生存能力，很多人則連命都要直接搭進去。

總的來說，“投降”越早的企業主，及時進行“壯士斷臂”的，并且以“擊鼓傳花”的方式將企業轉給其他人，其損失金額往往也越少；而越拼命掙扎、堅持越久的企業，結果大都也會越慘。

2010年，我做出關于私企的5年預測。在《2010經濟分析-11大難題》中，我分析道：“當人們因為收入越來越少、各種生活成本越來越高而焦慮的時候，不應該只看著自己眼前的“一畝三分地”，而是需要認真分析這個社會的組織狀況。在一個社會中，社會的組織結構決定私營經濟的發展狀況，進而決定這個社會的勞動者收入水平。具體來說，在大機器經濟下的私營經濟，本身也是缺乏獨立生存能力的。 大多數私營經濟或者依附大機器生存，或者在大機器經濟的“夾縫中”生存。一旦經濟形勢惡化，大機器會毫不留情地通過“收編”私營經濟而維持自己的運轉，導致私營經濟失去生存空間 …… 從這點來說，現在中國95%以上的企業，可能在5年后將會消失。” 從時間的角度，預計到2015年年中，這個預測目標將基本成為現實。而2014年則是私企的集中倒閉期，而私企大規模倒閉之后，將引發相應的連鎖反應。

什么是私營企業？ 私營企業（簡稱“私企”）可以定義為，在市場上依靠企業老板自身運營能力實現生存的企業。如果進行細分，中國經濟中主要包括三部分：體制經濟、外資（經濟）和私營經濟。其中，體制經濟主要指掌控國家機器的人們開設的企業，依靠國家機器的力量獲得收益，并且實現相應的開支。體制經濟主要分為兩部分：1、顯性體制經濟，也就是所謂的“國有企業”，例如中石油中石化這種由國家力量維持的“國有央企”和直接與地方經濟掛鉤的企業；2、隱性體制經濟，一些表面上是私營經濟，但是由掌控一定國家機器的人控股或在背后操控。根據掌控者在體制中的權力或者地位，依靠體制的力量賺錢，也就是實際上替體制中的權力者進行“洗錢”的工具。由于權力者的權力不同，開設的隱性的體制企業的規模和形式也不同，范圍可以大到號稱數百億的金融企業，也可以小到飯店和KTV等“服務單位”。由于這些體制經濟并不按照市場規則進行運作，因此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而只是體制中的權力者進行利益輸送的管道。例如，有的人請權力部門的決策者吃飯，決策者選定某個小餐館，兩個人一頓飯吃幾個普通的菜，結賬的費用是幾十萬元。外資經濟則是在體制的邀請下，進入中國賺錢獲利的外國企業，替體制“開發”中國資源和市場，與體制共同分享利益。外資企業有兩個特點，一是自身實力強大，不僅資金力量雄厚，還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技術、市場營銷技術等等，二是享受“超國民待遇”，也就是擁有各自優惠政策，包括稅收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等等。而既非體制經濟，也非實力強、優惠多的外資經濟部分，就是私營經濟。

私營經濟是中國經濟中重要的一個部分。 根據統計口徑不同，中國私營經濟的數量也有一定的差別。例如，根據工商總局2009年年中的數據，截至6月底，全國實有私營企業692.35萬戶，注冊資本12.81萬億元，從業人員8212萬人；實有個體工商戶3063.63萬戶，資金數額9851.30億元，從業人員6099.60萬人；全國實有農民專業合作社17.91萬戶，出資總額1620.47億元。根據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的數據：“截至2009年底，中國在工商部門注冊的中小企業已達１０２３萬戶，此外，還有數量更多的個體工商戶。中小企業也成為中國經濟中越來越引人矚目的力量。目前，中小企業占中國企業總數的９９％以上，對ＧＤＰ的貢獻超過６０％，對稅收的貢獻超過５０％，提供了近７０％的進出口貿易額，創造了８０％左右的城鎮就業崗位。” 不論是國家工商局注冊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還是中小企業協會所說的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除了少數體制內權力者用于“洗錢”的單位，絕大多數都可以歸為私營經濟范疇。從表面上看，中國私企像歐美國家的私企一樣，對稅收、出口和就業等方面，都起到主要的支持作用。但是，如果對私企的實際狀況進行解析，就會發展中國私企的關鍵問題。

中國私營經濟先天“發育不良”，后天“缺衣少食”。在歐美國家，私企老板是整個社會中，最具有創新技術和管理能力的人群，也就是整個社會中的“精英階層”。從表面上，這些人主動建立企業，具有極強的進取精神，持續進行競爭和冒險；而在內在，這些人則更注重安全，更強調防范風險，并且采取強有力的風險防范措施。而普遍來說，中國私企老板的起家和發展，與西方私企老板完全不同。 中國企業老板因為各種原因，“被迫”建立企業。從最初起家的方式，中國私企老板主要分為“中國特色”的三大類：一類是這些私企老板無法進入國企等體制經濟，因此通過做小生意謀生。結果沒想到，生意越做越大，最后成為私營企業。 這些企業很多都是服務業企業，包括餐飲、娛樂等企業。第二類是有的私企老板看到中國開設“血汗工廠”、做出口產品能夠賺錢，因此跟著做“血汗工廠”。從國際市場的角度，這些“血汗工廠”的實質是“國際民工”，而這些老板只是“包工頭”。在21世紀的前十年，這些出口加工的“血汗工廠”迅速發展，產品賣到全世界，成為私營經濟的“主干部分”。第三類則是進行仿造和假冒偽劣產品生產，也被稱為“山寨”。 “山寨”產品主要基于兩點，一是利用中國“血汗工廠”的環境，二是利用中國缺乏知識產權保護和消費者保護，給這些老板以生存空間。在這些私營經濟的基礎上，一些私企老板開始建立服務業企業“引進”西方的概念和管理模式，在中國建立模仿型“服務業”企業。中國只有極少數企業主試圖通過研發創新獲得發展，但是因為缺乏知識產權保護，這些人花錢研發的結果是被人偷盜或者模仿。這些企業在研發資金打了水漂之后，很快倒閉。當中國缺了以研發為導向的企業后，不論是“中國特色”的私企還是“引進西方”的私企，真正具有競爭力的中國企業鳳毛麟角。---------------------------------------------------------------------------------------------------------------------------------------------------------------------------------------------在先天競爭力低下的情況下，私企發展還受到體制的多重盤剝，也就是后天“缺衣少食”。體制的盤剝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在金融上，體制對私企的貸款條件極為苛刻，隨時卡緊對私企的貸款，并且通過強制結匯和人民幣升值的外匯政策，以及大規模印鈔的方式，持續使私企的財富持續縮水。在2008年底，中國貨幣總量M2的余額是47.5萬億元，到2013年11月底M2余額將近108萬億，也就是印鈔額度超過60萬億，私企資金的實際價值貶值到原值的40%多點。印鈔的另外一個結果是，人們的的生活費用增加超過1倍以上，意味著私企用工的成本上漲超過一倍。另外，2009年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為1：6.84，到2013年底人民幣升值到6.05，人民幣升值達到13%，也就意味著進行出口加工的私企收入減少了13%。印鈔和人民幣升值的意思是，私企中與人民幣掛鉤的日常運營成本增加超過120%，生產出同樣的產品，結果總收入減少13%（超過絕大多數出口“血汗工廠”的利潤率）。二是在稅收上，私企沒有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而且還必須承受各種稅外費，而“費”的程度經常比稅還重。例如，一個企業可以通過賄賂稅務部門的人員，減少一定的稅收。但是，在消防、衛生等等十幾個到數十個環節上，必須足額繳納費用，還得購買相應部門要求的昂貴設備。當地方稅收不足時，就會開始對私企追繳過去“欠”的稅收。三是在土地等費用上，國企和外企都可以免費獲得地方提供的大量土地，而私企則很難拿到優惠土地，必須花高價購買土地，給私企帶來沉重的資金壓力。很多私企從小企業開始一點點做，資金匱乏，因此因陋就簡，租用場地。隨著印鈔導致的通貨膨脹，場地租金持續上漲，給私企帶來更加沉重的成本負擔。

隨著經濟日益惡化，私企面對更加沉重的生存壓力。我在《2010經濟分析》中提到過，中國體制經濟從2010年開始轉變方式，開始從盤剝農村為主，轉向對城市的盤剝為主。這樣的結果是上述內容提到的，“一旦經濟形勢惡化，大機器會毫不留情地通過“收編”私營經濟而維持自己的運轉，導致私營經濟失去生存空間”。隨著體制經濟對私企的壓榨力度加大，導致私企的盈利空間日益減少。其中，“壓榨”的意思是，除了印鈔、各種稅費和高房價之外，還有體制單位對私企的直接掠奪。在中國體制經濟“一股獨大”的情況下，大量私企在為體制經濟服務。而體制經濟利用自身的優勢，隨意對私企欠債“打白條”。 “打白條”小到鎮政府對某個小餐館欠債幾萬、甚至幾十萬，大到央企和地方政府欠私企數千萬、甚至上億的工程設備款。另外，隨著體制的資金越來越緊張，開始“放寬”私企投資的領域，在以前國企賺錢的領域吸引私企的投資。而這種“吸引投資”的方式，是私企把錢投給國企，讓國企去花錢，而同樣堅持國企“一股獨大”。 不少私企給國企投錢，結果錢“血本無歸”。當這些私企到法院上訴的時候，法院往往不受理，法院即使受理也不要求國企還錢，即使法院要求國企還錢，國企也毫不理會，私企還是拿不到錢。可以說，當這些私企到法院提起訴訟的時候，說明這些私企竟然相信，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是基于私有制的法治國家。所以，這些人投資血本無歸，是其應得的結果。 另外，山西對中小私人煤礦進行大規模“國有化”，也讓后進入買煤礦的浙江商人損失慘重。在此前，山西輿論說某個美資公司在2004年之前、煤礦價格很低的時候，花極低的價格購入山西煤礦，等煤價翻了10幾倍后，這個公司的價值翻了數十倍，從幾千萬翻到數十億，因此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所以，國家應該收回煤礦，堵住國有資產流失的“口子”。但是，美資公司絲毫不理會這樣的輿論，山西也不敢對這家美資公司進行“國有化”（當然，如果山西敢這么做的話，那美國公司可以借助美國的力量，讓中國進行天價賠償）。所以，山西開始對沒有“靠山”的中國私人煤礦下手，即使把私企的煤礦充公，私企也沒處找回損失（這個例子我在不同方面提到過多次）。另外，不厚在“西紅市”轟轟烈烈展開建設和“唱紅歌”的活動。而這些活動的錢一方面來自于從中央的特殊貸款，另一方面則來自于“打黑”活動，實際上以“打黑”的名義對私企進行“殺豬”。 “殺豬”的意思是，不僅要私企的錢，而且為了名正言順，還要私企老板的命。當然，隨著地方財政資金日益緊缺，“殺豬”已經成為各地普遍的行為。 只不過，“西紅市”進行張揚地“殺豬”，而其它地區則是悄悄地“殺豬”。不論被體制欠債、主動投資被國企侵吞、投資被國有、還是被“殺豬”，這些私企老板都得到了他們應得的結果。在中國賺錢做富人，不看看整個環境的狀況、不理解“公有制”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結果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這就是“經濟”的猙獰，用中國話說“匹夫何罪，懷璧其罪”。 “日益”的意思是，從2010年到2013年的4年間（總共有差不多1500天），如果按照天數進行平均，每天都有上萬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由盈利轉向虧損。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困境，私企普遍實施“劣質”策略。從理論上，極權社會的特點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會給人們一定的生存空間，在中國就是讓私企獲得一定的發展和利益；但是，當經濟開始“下行”，極權社會就開始采取嚴厲措施，首先打擊個人（也就是私營經濟），也就是各種形式的“殺豬”。當然，中國私企老板們只想著賺錢、賺更多的錢，不懂理論，也對理論沒興趣。所以，面對越來越微薄的盈利、以及越來越多的虧損，私企經濟不是選擇要求體制減少壓榨，或者干脆停止運營，而是試圖在越來越差的環境下掙扎，也就是“一條路走到黑”。由于私企從開始“先天不足”的特點，自然地通過“偷工減料”降低成本，減緩體制壓榨帶來的高昂成本負擔。不過，私企面臨的不僅僅是體制壓榨，而且還有其它多方面的壓力。在2010-2011年，我對世界經濟的下滑做出預測，預計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將持續減少。而私營企業看不到這樣的趨勢，因此對于國際需求的減少感覺“措手不及”。另外，我在《2010經濟分析》中也強調，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消失，也就是血汗奴工越來越少。這個現象與印鈔帶來的通脹進行疊加，意義著私企的用工成本持續增加，在4年左右的時間里增加了將近1倍，有的地區增加1倍以上。用工成本增加與人民幣升值疊加，造成出口產品價格大幅上漲，進一步導致世界從中國的采購減少，轉而到其它國家進行采購。國際需求總量的減少和從其它國家采購增加，導致私企出口加速減少。中國出口商為了壓低出口產品的成本，同樣進一步降低出口產品質量，導致出口商品的質量下降，進一步削弱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當出口加工企業的訂單持續減少，不僅影響到出口加工，而且進一步影響到相關的各行業，相關行業也陷入困境。

私企的問題可以最終歸結為“現金流”。在《2010年經濟分析》中，我開篇就提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建議人們開始進行“收縮”，也就是減少現金支出。在《2010年經濟分析》中，我還分析過，體制即將從2009-2010年的大規模印鈔-我稱為“大水漫灌”，很快轉向以體制為目標的中小規模印鈔-稱為“分類滴灌”。在 2011年初，我寫文章《2011的波瀾壯闊》，另外發帖專門進行分析，強調“社會資金鏈”即將斷裂；到2011年10月，我專門寫分析文章《社會資金鏈已經斷裂》，并且提出社會資金鏈開始從“冰崩”向“雪崩”的斷裂形勢轉變。可以說，當時的社會資金鏈斷裂情況已經非常明顯，只要對社會經濟情況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看到當時的情況、并且采取收縮措施，保住自己的現金流。但是，中國人普遍是“小農思維”，也就是只考慮現在、只看眼前的“點式思考”，與只想著未來會越來越好的“線性思維”的結合。私營企業主們也毫不例外，甚至特點更加明顯。在2009-2010年，大量私企老板響應“國家政策導向”，開始大規模借貸，進行“投資”，也就是在花錢上開始“大手大腳”起來。其中，有的私企在借錢后，開始擴大生產；有的則進行“多元化”擴張，進入更多的領域；有的則將借來的錢投入房地產，準備坐享房價升值的利益。或者說，私營企業主們就像最初的小地主，不顧外部環境的變化狀況，花錢大規模買地蓋房子。問題是，小地主買地還能生產糧食，而私營企業主們投資擴大生產、多元化和房地產，都是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項目。而當這些人剛剛開始大手筆花錢的時候，國家開始進行持續的“緊縮政策”，也就是進行“分類滴灌”。私營企業主們不相信國家會持續卡緊對私營經濟的資金貸款，總覺得國家會在資金緊張的時候，再度進行大規模印鈔“放水”。因此，私營企業主們開始大規模借錢，試圖維持自己越來越高昂的各種費用。當私營經濟大規模借錢的時候，開啟了高利貸行業的“興旺”局面。

2011-2013年，私企面對越來越困難的局面，開始成批倒閉的過程。 多方面壓力仍然是上述幾個內容，只不過形勢更加惡化。從2012年開始，隨著“社會資金鏈斷裂”加劇，全社會都面臨資金越來越緊張的局面。在這樣的局面下，國家、地方和宣傳機構“齊心協力”，強化社會中“房價必漲”的概念，吸引民眾更多地買房。當民眾“砸鍋賣鐵”買房的時候，就意味著全面減少其它支出，國內市場持續嚴重萎縮，私企生產的產品變成沉重的庫存，無法進行運轉。在資金市場上，銀行基本停止對私營企業的貸款，而主要貸給中央和地方體制單位。另外，很多銀行要求私企先歸還以前的貸款，然后承諾再給往出貸。但是，當私企借了私人高利貸歸還銀行后，銀行立即翻臉，說沒有額度，不再貸給私企。這種行為不僅沒有給私企進行資金“輸血”，反而從極為困難的私營經濟進一步“抽血”。而在高利貸市場上，與體制有關聯的行業-尤其是房地產行業，利用與體制的關聯，大規模以極高的利息吸引資金，并且將資金投入房地產建設中，也就是為地方體制和相關權力者進行“輸血”。另外，各種稅費壓力越來越大，國際訂單越來越少，用工成本和其它相關成本持續上升，同樣意味著私企的現金流收入越來越少，而且需要進行的現金流支出越來越多。從2011年開始，私企開始感覺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在2012年，私企開始覺得越來越艱難，不少企業已經難以維持下去；進入2013年，絕大多數私企已經在勉強支撐，只是希望“奇跡出現”，讓自己的生意能夠有轉機。這種情況就像油燈，點燈需要熬油，但是外面沒有油加進來，只能消耗自身的儲備。這種主要通過自身消耗維持著生存的狀態，用廣東話說就是“自己食自己”。

進入2014年，私企在多方面的壓力下，整體面臨絕境。 私企的“油干燈盡”表現在多個方面。其中，最關鍵的特點是，人們已經不認為企業本身值錢。 2011年開始，很多人感覺到市場的壓力，開始退出市場。在城市中，大量商業鋪面和寫字樓轉讓，是其中一個明顯的標志。在最初，很多人都在爭相接手這些轉讓的鋪面，不少出讓者還可以獲得豐厚的轉讓費用。 在“新手”結果鋪面后，重新進行裝修，對賺錢充滿信心。但是，進入2013年后，更多的商業鋪面轉讓，同時已經很少有人接手。不少地區的商業鋪面無法維持下去，租鋪人只能虧掉所有的前期投資撤走，而房東找不到新的人租房，只能讓鋪面空置。同樣道理，在2011年，不少生產組裝型的私人企業還能夠找到人投資，或者還能夠以企業的名義賺錢；但是到2013年，人們都已經看到這些企業不行，幾乎沒人愿意投資接手這些企業，人們寧愿借錢給高利貸、也不借錢給這些企業。在資金市場，企業因為資金鏈斷裂導致的“集群效應”范圍越來越大：一方面有的企業從其它企業進行大量借款后，或者因為無法償還而破產，或者直接跑路，導致相關企業也被拖入“泥潭”；另一方面是“關聯擔保”貸款，以福建鋼貿圈和溫州企業圈為代表，一個或者幾個企業因為無法歸還銀行貸款，拖垮其它關聯企業，進而拖垮更多的上下游企業。而且，隨著資金鏈斷裂到了“雪崩”的狀況，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用銷售也變得極為謹慎。更重要的是，很多企業在支持不住的時候，不是自己關門倒閉，而是先加大賒貨采購的力度，也就是借入更多的錢。等到再也借不到錢的時候，這些企業直接關門跑路，將損失留給相對誠信、風險防范意識不夠高的企業。很多企業因為上下游企業的跑路，導致自身也陷入困境。 而實在撐不下去的企業，也找不到下家來接手。而這些企業只能將自己的機器設備，辦公家具等進行賤賣。由于在整個市場中，賤賣設備的人過多，同時很少人擴大生產，因此設備幾乎以廢品價格出售。在這個時候，很多私企老板開始后悔，自己在2009-2010年不應該擴大生產規模，而是應該把企業賣掉，拿到錢炒房，能夠輕松賺錢。

在2014年，隨著經濟環境進一步惡化，而私企將在最后的掙扎中大規模倒閉。從2009年開始，體制強調“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引起廣大私企老板的共鳴。 私企老板拿出真金白銀，得到了體制強調的“信心”。進入2014年，當私企老板們手里已經基本沒有了黃金，而且羨慕炒房的人的時候，意味著“信心崩潰”，大家已經在心理上堅持不下去。從心理上，中國人的普遍特點是從眾、硬撐，這也體現著私企老板上。 2013年，私企老板們實在硬撐不下去，開始信心崩潰；到2014年，私企老板也都知道日子很難過，再強撐已經沒有意義，也就意味著大家以“從眾”的方式，開始掀起關門和跑路的“熱潮”。而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大環境的惡化，則導致絕大多數私企面臨滅頂之災。在2013年，整個社會資金鏈已經斷裂到“雪崩”的狀態，也意味著整個社會的資金極度緊缺。從2012年開始，印鈔的目的是，其中相當一部分資金變成“延展”資金，讓地方體制“借新還舊”，掩蓋全社會資金斷裂的問題。問題在于，雖然地方體制可以“借新還舊”，但是無法進行更多的消費。在2013年，隨著資金鏈斷裂，除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絕大多數城市的房子已經銷售困難，導致地方體制的資金更加緊張。于是，地方體制開始“厲行節約”，一方面基本停止償還外債，包括欠私企的債務，另一方面減少各種吃喝消費，直接引發中高端餐飲等行業的大蕭條，讓大量服務業私企倒閉。另外，隨著美國qe印鈔的減少，流入中國的外資越來越有限，加劇中國資金緊張局面。同時，由于社會民眾基本將現金投入到房地產、理財產品和高利貸等領域，手上的資金已經極為有限。而在2014年，理財產品和高利貸將出現大規模違約，讓無數人“血本無歸”。同時，資金鏈斷裂的結果是，通脹（而不是通縮）形勢繼續發展（我在《社會資金鏈已經斷裂》中進行過分析），讓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更加艱難。總結起來，就是地方體制從私企進行采購，也會采取欠債不還的方式；而民眾在買房之后，面對持續的通脹，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主要是吃喝）之外，購買力也將基本消失。或者說，2014年，整個國內市場還將大幅萎縮，很多需求將基本消失。從國際上的角度，隨著美國qe印鈔減少，歐美實際經濟持續惡化，加上人民幣還在繼續升值，意味著更多的私企失去訂單。當國內和國際市場因素相疊加，都意味著“最后一棵稻草”，導致2014年的私企大規模倒閉潮。而2014年的大規模倒閉潮，延續到2015年年中，意味著絕大多數私企消失。

私企倒閉潮是“連鎖反應”。 從整個經濟的角度，私企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極為顯著，尤其對于整個社會就業起到決定作用。當私企倒閉潮開始后，直接的影響是，無數人因為私企倒閉而失業。其中，從農村到城市的務工人員，因為薪水低，很少有在大城市買房的，因此往往會因為沒收入而回農村老家。但是，在私企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被稱為“白領”，是收入尚可、貸款買房的人群。這些人一旦因為失業而失去收入來源，直接面對兩個結果：一是無力供房，就需要將房子賣掉；二是立即停止除吃喝之外的一切消費。一旦私企倒閉潮出現，這些人開始大規模賣房的時候，不論媒體如何忽悠“房價上漲”，都無法阻擋這些人的拋售浪潮。這時候，房地產的“剛需買盤”就會直接變成“剛需賣盤”，也就是為了吃喝而把房子賣掉。而一旦房地產拋售潮開始，就不會有人買房，也直接引發大規模的爛尾樓，進而導致建筑建材和相關行業的需求嚴重萎縮。另外，當人們停止除吃喝以外的一切消費之后，各種家電、電子、紡織鞋帽、餐飲等等行業的需求嚴重減少。另外，大量私企倒閉后，私企車和私家車也大量汽車停駛，人們開始紛紛賣車，汽車銷量直線下降，汽車生產和維護等相關行業也嚴重萎縮。而這些行業嚴重萎縮，進一步導致新一輪私企倒閉潮，再導致新一輪人員失業，形成“倒閉-失業-停止消費-更多倒閉-”的循環。而這個循環一旦開始，就難以停下，也就是通過“連鎖反應”，形成絕大多數私企倒閉的局面。